他曾是香港街头那个声嘶力竭、扬言“以死相搏”的“港独大佬”,煽动热血青年,叫嚣外部干预,以为抓住了改变香港的“理想之火”。然而,当港区国安法靴子落地,这团火迅速熄灭。如今,他流亡异乡,身无分文,为区区两万港币续签费在网上乞讨。这场自导自演的“悲情英雄”戏码,以最狼狈的方式收场,揭示了他所谓“理想”不过是个一戳就破的肥皂泡,留下的只有自己的狼狈和一地鸡毛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生于香港,他本该是坐享其成的幸运儿。然而,家里的空气却与窗外的繁华格格不入,弥漫着父母对现实的种种不满,以及对早已远去的殖民时代一种不切实际的怀念。这种偏颇的家庭环境,像给一株尚在萌芽的幼苗浇灌了畸形的养分,想长得端正都难。
据说,他的父母对“末代港督”推崇有加,字里行间总流露出只有英国人那套才是香港“正道”的论调。年幼的心灵是一张白纸,大人在上面描绘什么,他就信什么。久而久之,他对海峡对岸那片土地的印象,自然蒙上了一层偏见。
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观念,在香港社会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中找到了土壤。在他家,这些活动往往被解读为“争取进步”的正义之举。
等到他开始接触互联网,各种极端思潮,尤其是那些公开鼓吹“香港独立、自立成国”的论调,像剧毒的迷魂药,精准地射向他这样一个世界观正在成形、又缺乏辨识力的少年。那时的他,将这些荒谬的主张视为“理想之火”,相信它们能改变香港的未来。
紧接着,家里的变故更是雪上加霜。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家庭经济一落千丈,父母的婚姻也随之破裂。他跟着父亲,连个安稳的住处都没有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巨大的落差感和生活的不确定性,很容易将人推向偏执。
他将所有的不幸,一股脑儿归咎于外部环境,归咎于政府,甚至归咎于整个社会架构。他觉得香港要“完了”,得靠他们这些所谓的“仁人志士”挺身而出,与内地“切割”,才能保住香港的“特殊性”。甚至荒唐地认为,投身于“港独”事业,能治好他的抑郁症,因为这让他贫瘠的人生,仿佛找到了一丝“意义”。
有趣的是,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,年仅十八岁的他,据说还曾为国家队摇旗呐喊。那时的他,或许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点点对“大一统”的认同,或许还相信能够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诉求。据说他出门也注意形象,避免粗言秽语,试图经营一种“文明抗争”的人设。那是一个尚存幻想的阶段,他以为理想可以通过体面的方式实现。
然而,现实的骨感很快磨平了他最后一点耐心。他先是加入了公民党,一个相对温和的泛民政党。结果发现,派发月饼、组织联谊这类活动,根本无法满足他那种改变社会的急切心情,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巨大空洞。他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想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弄潮儿,而温和路线显得如此缓慢而无力。
反倒是2013年激进分子冲击驻港部队营区、2014年的非法“占中”运动,让他看得热血沸腾,觉得这才是“真格的”,是能够“干大事”的方式。那些街头冲突、与警方对峙的场景,似乎比议会里的辩论更能点燃他内心的火焰。他开始觉得,失败不是因为方向错了,而是因为“还不够极端”。
非法“占中”结束后,他非但没有反思,反而坚信只有走激进路线才有出路。于是,他退出了公民党,开始在形形色色的激进组织之间辗转,试图寻找一个能够让他“大展拳脚”的平台。
从早期的“本土民主前线”,到后来的“青年新政”,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,始终无法挤进核心圈层,更别提掌握话语权。这些组织的内部倾轧和权力斗争,也让他倍感失望,却未能让他看清自身的问题。
屡屡碰壁的挫败感,让他内心的偏激情绪愈发膨胀。他开始公开赞美暴力,吹捧那些在公开场合发表辱华言论的跳梁小丑,将他们奉为“同道”中的楷模。
为了博出位,为了不再受制于人,他干脆“自立山头”,在2018年拉起了“学生独立联盟”和“香港独立联盟”两面旗号。他还炮制出“香港独立、以死相搏”这样煽动性极强的口号,试图将更多热血但缺乏判断力的年轻人绑上他的战车,成为他实现野心的“炮灰”。
为了刷存在感,他带着人跑到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外请愿,声称《中英联合声明》被违反了,甚至荒唐地催生了什么“香港归英运动”,试图唤起宗主国的旧梦。在立法会审议《国歌法》的公听会上,他不顾一切地再次打出“港独”旗号,结果自然是被直接驱逐离场,狼狈不堪。
他还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门口“哭诉”,声嘶力竭地唱衰香港,乞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。他似乎觉得,只要嗓门够大,姿态够低,动作够出格,就能引起国际关注,就能成为“港独”势力中那个最耀眼的“大佬”。然而,现实的困境如影随形:经费从哪里来?活动场地在哪里?能召集多少人?这些实际问题始终像一座座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2019年,香港社会被一股狂躁的戾气笼罩。陈家驹伙同黄之锋等一干人等,鼓吹所谓的“勇武”抗争,背后据称有英美及“台独”势力的资金输血。他们冲击立法会大楼,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,在街头打砸抢烧,将香港推向了混乱的边缘。
香港警方依据法律将其逮捕,控以非法集结等罪名。那段时间,他似乎终于尝到了做“风云人物”的滋味,尽管是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。
即便在获得保释、本应夹着尾巴的时候,他也没闲着。利用保释期间相对宽松的行动自由,他偷偷跑到台湾,妄想和“台独”分子建立更紧密的勾结,共同制造事端。然而,即便是台湾当局,也对他这种极端的货色有所忌惮,最终将他拒之门外,让他再次碰了一鼻子灰,显得无比尴尬。
然而,这位在人前口口声声为了香港要“以死相搏”、一副悲情英雄模样的“大佬”,私底下的生活却又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。
有媒体曝光,他在短短两年内频频更换女友,私生活相当混乱。这种混乱而放纵的个人生活,与他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的那种为理想牺牲一切的“烈士”形象,形成了巨大反差。那层苦心经营的“画皮”,开始渐渐剥落,露出了内里真实而俗气的面貌。
港区国安法出台的隆隆鼓点,敲响了他自以为的“抗争”生涯的丧钟。陈家驹明白,那层苦心经营的“画皮”再也遮不住了,他该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他精心策划了潜逃路线。
2020年6月4日,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,他从香港国际机场登上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。要知道,当时正值全球疫情高峰,荷兰的入境限制非常严格,他一个没有任何外交豁免或特殊通行证的人,能够如此顺利地离境并入境荷兰,背后显然有人替他打通了关节,为他铺就了逃亡之路。他被“自己人”抛弃的时刻,或许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,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意识到。
逃亡海外后,陈家驹一度还想在异国他乡继续扮演那个“抗争领袖”的角色。他先是流亡荷兰,后来又辗转到了英国,据说藏身在一个距离伦敦约八十公里的小镇上。这个小镇,在香港回归前,曾是不少卸任的英国驻港官员荣归故里后的落脚点,陈家驹藏身于此,倒也颇有些历史的讽刺意味。
刚到英国时,他依然在社交媒体上声嘶力竭地叫嚣,鼓吹香港人继续“以死相搏”,仿佛自己还是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“大佬”。然而,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他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,却被直接拒绝,吃了闭门羹。
带来的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,语言不通,没有任何专业技能,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,只能靠打零工度日,干些最底层的体力活。即便如此,他也屡屡碰壁,遭受当地人的歧视,尝尽了人情冷暖。
到了2022年,这位曾经在香港街头“叱咤风云”的“港独大佬”,彻底沦为了弃子。他的“价值”已经被榨干,对于那些幕后推手而言,一个流亡海外、身无分文、没有影响力的“前领袖”,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
他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,变卖最后的尊严,哭诉自己签证快过期了,连区区两万多港币的续签费用都凑不齐,可怜巴巴地希望得到捐助。回应他的,却是寥寥无几的敷衍和昔日“手足”的冷嘲热讽,甚至有人公开指责他私吞捐款。
从一个在香港街头试图呼风唤雨的“人物”,到一个在异国他乡为两万港币续签费发愁的落魄者,陈家驹用自己的人生,上演了一出荒诞的悲喜剧。他所追求的那个“港独”梦,那个他自以为的“理想国”,最终像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,看起来很美,却一戳就破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他以为逃离了香港就能获得自由,就能海阔天空,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被自己思想囚禁的小囚笼,跳进了另一个更大、更冰冷的现实囚笼,而他早已失去了飞翔的能力。如今的他,恐怕连后悔的念头都变得奢侈,只能在异乡的街头,独自吞咽自己“作”出来的苦果。
南昌股票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